疫情、贸易战与全球化的走向丨施展札记15

最近跟一些朋友进一步探讨了疫情后的世界。在我看来，疫情有点类似于一个加速器，把疫情前的一些问题进一步揭示出来了，并且可能加快历史向前演化的速度。

下面就以清单体来罗列相关的一些思考片段。最近逐渐发现清单体的好处，可以不用怕思考得不够完整，有片段的想法先抛出来跟大家讨论，基于朋友们的反馈再继续更多思考。

1、瘟疫在历史上一直是跟人类共存的，它构成了人类秩序演化的一种动力机制。人类历史不是线性匀速运动的，而是量子跃迁式的，也就是说，社会保持长时期的缓慢稳定发展状态，然后突然出现的某些重大事件，会带来历史的突然加速和秩序的深刻变迁，然后再进入缓慢稳定发展状态。重大瘟疫，毫无疑问就是这类重大事件的一种。

老彼得·勃鲁盖尔：《死神的胜利》，1562年。画中描绘了14世纪席卷欧洲的黑死病瘟疫，这场瘟疫间接推动了文艺复兴。

2、瘟疫带来的重大变迁，一方面可能会在治理层面上带来重大变化，但更重要的是它会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人们会重新思考价值问题、意义问题，会有新的价值排序出现。比如，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逼迫着人们重新去思考“人”的价值，进而推动着文艺复兴的大规模展开。

3、对于价值问题的思考，最根本的是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这种追问当中的“我”，不是生物性的存在，而是价值性的存在，“我”是由我所珍视的一系列价值所构成的，“我”要通过对这些价值的一系列实践，而获得“自我”意义的充实感。

4、对这些价值的各种实践，就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当中。它经常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状态，但如果生活方式被触动、被改变了，人们就会知觉到它，这会引起人们一种严重的被冒犯的感觉。所以，价值观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它很具体地体现在人们所珍视的生活方式中；对“我是谁”问题的回答，可以在人们所珍视的生活方式中发现答案。

5、疫情严重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全世界各处都是如此。这种情况下，既有的各种价值排序都可能遭遇到严重的挑战，这也是在世界各处都是如此的。

6、对很多国家来说，所珍视的生活方式受到挑战，这并不是因为疫情才开始的，贸易战实际上也与此相关。贸易战并不单纯是因为贸易而起，背后还有更加深远的价值观层面的冲突。疫情只不过是把贸易战当中的这种价值观冲突进一步激化、深化。

7、贸易战背后的价值观冲突，与冷战时期大不一样。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各自有一套价值观，并坚信自己的那一套代表着人类历史的未来方向。两种价值观尖锐对抗，但是两大阵营在经济层面上近乎是相互隔离的，无法在经济层面上影响到对方，经济活动没有直接的政治效应。

8、在当今世界，世界各国在经济层面的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有可能通过贸易过程的传导，深刻影响到其他国家所熟悉、所珍视的生活方式，从而间接地带来价值观冲突的效果。经济活动于是就有了深刻的政治效应。

9、这种政治效应会在对手国（今天主要就是西方世界）的对外政策上激活出一系列表现，贸易战只是其中之一。这也是为什么仅仅靠更多进口美国的商品，无法在实质意义上化解贸易战的原因。

10、西方世界想要的，是改变中国各种对于非私营经济的补贴及其他类型的倾斜政策，从而校正被人为扭曲的要素价格，消除掉人为形成的不对称竞争优势，形成一种真正市场化的竞争机制。如果这些都达不到，那么西方世界就可能会想办法把中国排除在贸易圈之外，否则的话，那些不对称的竞争优势就有可能会通过贸易过程传导出来，从而深刻改变它们内部所珍视的生活方式，这对其价值观会构成一种真正深刻的挑战。

11、贸易战背后所掩映的这种深层价值观冲突，在疫情当中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发展到了更加深刻的程度。供应链“武器化”的可能性，让外部世界进一步地担忧自己的生活方式会陷入到仰人鼻息的状态。于是，疫情过后很有可能在政治上加深全球化的退潮，具体表现就是贸易战有可能加剧。

12、但这并不能简单地被视作逆全球化，实际上，西方世界是在追求一种新的全球化。贸易战以来，美国与加拿大、欧洲、日本等经济体已经签订或正在谈判新的贸易协定，其中所遵循的自由贸易标准比WTO要更高。

13、从另一方面来看，最近30年来，全球经贸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迁，我们不能以30年前的观念来理解今天的经济关系。20世纪90年代，各国之间的贸易结构中，70%以上都是制成品，意味着绝大部分产品是在单个国家内部完成生产的；2018年，各国的贸易结构中，70%以上是零部件半成品，意味着绝大部分产品是横跨多个国家完成生产的。30年前，各国之间是产品层面的分工，你做汽车，我做电脑，他做缝纫机，咱们相互贸易；今天，各国之间是在工序层面的分工，你做汽车的一部分工序，我做汽车的另一部分工序，他做汽车的再一部分工序，协作着生产出汽车，同样，你做电脑的一部分工序，我做电脑的另一部分工序，他做电脑的再一部分工序，协作着生产出电脑……

图为富士康生产车间

14、这样一种工序层面的跨国分工，是市场自发演化的结果，是一系列微观层面的公司、商人活动的结果，不是任何国家主动设计出来的。这种演化的驱动力不是价值观或生活方式，而就是简单的成本机制。这种成本机制也不是哪个国家的政策能够改变得了的，但如果某一类产品被视作与安全相关，就不一样了。“安全”在今天的界定标准之一，就是该种产品的供给稳定性、可靠性是否会影响到一国所珍视的生活方式，倘若是，则该国可能会不再考虑成本问题，不惜代价建立起相关产业的独立性。

15、因此，疫情过后，全球化可能遭遇到一种精神分裂。经济层面上的全球化还会继续，不过这主要是在不与安全相关的产业当中继续；政治层面的全球化则可能会遭遇明显退潮，疫情当中西方国家会扩大与安全相关的产业的定义边界，这些产业有可能会退出经济全球化。安全相关的产业在制造业整体当中所占比例不会太大，但是它却往往是引领着技术前沿走向的产业。所以，安全相关产业退出全球化，这里面蕴含着中国与西方的技术脱钩的风险，从长线来看对中国是巨大的挑战，相关分析可参见《为何不应说“有本事别买我的口罩”？》（点击阅读）

16、但是，退潮的政治全球化当中，可能正孕育着一种新的经济全球化的胚形，只不过这种胚形会由西方国家通过一种区域化进程开始，在区域化当中，追求一种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西方国家在疫情当中重新定义出来的安全相关的产业，有可能会是这种新的经济全球化的起步点之一。对西方国家来说，这种搞法，一方面可以起到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作用，一方面又可以避免这些产业被局限在本国市场，因市场规模狭小而导致经济效率过低的问题。

17、1996年，有40个国家共同签订了瓦森纳协定，成员国承诺不向中国出口该协定清单中列出的高端技术和军民两用产品。比如因为瓦森纳协定，中国就无法购买世界上最先进的光刻机——荷兰的阿斯麦尔（ASML），于是中国的芯片制造能力比世界先进水平始终差一代以上。协定成员国当中，除了通常所理解的西方国家之外，还包括东欧国家，以及南非、印度、俄罗斯等等。如果因为疫情导致的不信任，使得与安全相关产业的边界进一步扩大的话，那么瓦森纳协定的清单目录会不会进一步扩大？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瓦森纳协定？从西方更高自贸标准的区域化来看，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图为阿斯麦尔光刻机，主要用于生产集成电路

18、从长期来看，西方推动的这个区域化进程迟早会扩展为新的全球进程，也会推动着新的政治全球化的展开。只不过我们现在根本说不清楚，它究竟会以怎样一种方式实现扩展。我在《溢出》一书中认真分析过的——非国家的商人秩序，很有可能是其题中应有之意。

19、把视野放大、时间段放长，2020年以来人们不停惊呼的“见证历史”，实在是不值一提。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惊心动魄的经济大危机、冷战的爆发、朝鲜战争、非殖民化进程、68年五月风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石油危机、苏联解体……哪一个不比今天的危机与动荡深刻上几个数量级。但是全球化并未因此止步，而是仍在不断向前推进。全球化就是危机推动的结果，每一次危机都带来了全球化进一步深入的契机。

20、之所以全球化不会止步，在于地理大发现以来，人类已经连接为一个世界市场。任何国家的政策都必须落实为一套财政方案，任何财政方案都依托于本国经济，但任何国家的经济又都是受制于本国政治根本控制不了的世界市场的，而人类在世界市场上的相互依赖，今天已经发展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深的状态。

21、所以，经济全球化会不断地拖着政治全球化往前走，前面说的区域化也会迟早扩展为新的全球化进程。如果哪个国家自外于这个进程，就只能在本国市场上活动，市场规模决定了经济效率，效率低的小市场迟早会被效率高的大市场击败并吸收掉，这个事情是最为基本的经济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2、仔细看过往数百年历史的话又会发现，虽然全球化是危机驱动型的，但每次危机往往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带来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这一次的危机，可能会付出多大的代价，伊于胡底，现在还不知道，但我们无疑可以知道，中国会如何选择，是影响此次危机走向的一个重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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